但我没有停下。

我开始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

“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圣人治国之大道，然，世人多有误解。所谓‘民贵’，非是溺爱，乃是‘贵其用’也。天地万物，皆有其用。”

“草木之用，或为药石，或为薪柴。牛羊之用，或供耕种，或充庖厨。然则，人之用，为何？”

我的开篇，引经据典，乍一看，似乎是在为题目的“牧场论”寻找理论依据。

“窃以为，人之大用，在于其‘心’。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六感，皆是天地间最精纯之元气。若能善加引导，使其勃发，则上可奉神明，下可安社稷，此方为‘牧民’之最高境界也。”

我将“吃人”的理论，偷换概念，包装成了一种“为国为民”的崇高理论。

“然，如何引导？强取之，则民心易折，所得亦不过是残渣碎屑，下品之选。故，当以王道行之，以德化之。”

写到这里，我笔锋一转。

“欲使一州府，‘悲声不绝’，何须三年？只需一策，便可功成。然，此‘悲’，非小民一家一户之私悲，乃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悲也！”

“为君者，当自降身份，与民同苦。开仓放粮，解民倒悬。以仁政治之，以信义抚之。不出一年，民心必附，甘为君死。”

“此时，君若为国事而忧，为天下而悲，则万民必感同身受，随君王一同悲泣！此情此景，万民同悲，其声动天，其势撼地，所聚之‘悲意’，岂是寻常手段所能比拟？此，方为上上之选，王道之‘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