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位面的西安，一些为摇滚而痴狂的音乐人们，沿着无休止的城墙无休止的走，古老城墙带给他们那种无休止的历史压迫感，无休止的压抑着他们渴望自由的心，让他们感到狂躁、绝望、沉重无比。他们积累这种情绪，直到他们音乐完成，让歌声穿越城池，冲破云霄。

城墙永远是宠辱不惊、心如止水的；而西安的摇滚则是激烈鲜明、疯狂浮躁的。痴迷于摇滚的乐迷，来到西安，一定会体会到这种最墨守成规和最无所顾忌，最传统和最叛逆的两极的强烈碰撞。

不过，上个位面的西安虽然有许多优秀的乐队和音乐人才，但却没有一家稍具规模的演出公司，没有一家稍具实力的唱片公司，致使本土大量的优秀作品长期得不到开发。

经济条件的制约，使上个位面的西安摇滚音乐通常只能以“地下”的面貌出现，组织演出的是琴行和酒吧。

这些地下活动的组织者像地下的音乐一样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力博琴行、绿洲琴行、八又二分之一酒吧、南门酒吧、1+1酒吧、轻风暴酒吧、金翅鸟酒吧等等擎了一面音乐的大旗，汇聚了西安、北京、长沙等地音乐界的高手，亦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个地下摇滚中心。

如果西安演出市场成熟的话，“菊花与刀”、“招魂”、“无尘”、“撞击”、“行为”等乐队1994年就能成名，就因为市场的不成熟，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失去了发表的机会，很多音乐人因此被埋没。

想当初，以许巍所在的“飞”乐队为首，号召“我们不到北京去，我们要做西安的摇滚乐。”但令人悲伤的是，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个曾经激动了一大批摇滚青年的口号却未能坚持太久。许巍最终还是黯然离开了西安，到北京谋求发展。张楚、郑钧、许巍都是在北京成的名，如果他们固守西安，未见得有今天的成绩，许巍前两张专辑里那渗入骨血的忧伤大约是他追逐理想路上艰难痛苦的真切再现，是郑钧所说的在这个城市成长历程中的痛苦。

在上个位面，西安不具备给摇滚人提供更好的创作和发展的环境，但这个位面的长安可就不同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长安可以支持任何形式的文化破土而出。

70年代的摇滚大思潮，就是从长安刮起来的。杜山、林建国他们当年从福湾北上，参加摇滚盛事，来的都是帝都长安。那时长安的土壤完全都是躁动的，每一粒沙中都透着重金属音符，若不是被张氏家族给生生的压住了这股风潮，这个位面的摇滚，早就席卷神州大地了。

也正是被张氏家族高压禁制，这个位面的摇滚乐才变得偃旗息鼓，逐渐走向地下。但最好的摇滚乐人才，最传统的摇滚乐形式，仍旧随着当年那上万亡魂一起，留在了长安，等待着有朝一日再破土发芽。

杜星河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些了解，所以一来到长安，便见到一个喜欢摇滚的人，这并不让他觉得稀奇，只是作为龙科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曲骆英也喜欢玩摇滚乐，这就让杜星河很惊讶了。

龙科集团虽然不是中国的百强级企业，但在发展越来越快的计算机产业圈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集团。

这个集团在长安本地发展，并且有传说是张氏家族控股的一个有皇族背景的高科技集团，他们的首脑肯定混长安上流圈的。因为当年大思潮运动，启蒙于摇滚，所以摇滚在长安上流圈中是非常禁忌的事情。

作为龙科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曲骆英也算上流社会的小姐了，竟然如此叛逆，喜欢玩摇滚乐，这怎能不让杜星河惊讶？

杜星河好奇的问曲骆英：“曲小姐，你出的是摇滚专辑吗？你车载cd里有吗？能放给我听听吗？我对摇滚也蛮感兴趣的。”

曲骆英脸上闪过一丝微苦的无可奈何的笑容，道：“你别听阿琴瞎说，我出的专辑不是什么摇滚专辑，就是录音棚录的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罢了，如果非要说它是摇滚，也只能算是随意的慢摇，不是阿琴嘴里说的那种激烈的摇滚，那种激烈的摇滚，我早就不玩了，玩不动了。”

曲骆英所谓的玩不动，当然不是唱不动，她才20岁，正青春，只是家里给她的压力太大，她没资本再继续下去了而已。